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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刘敬辉：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题：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专访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

　　作者任雨萌

　　2022年，全美已有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州等7个州要求K-12(幼儿园最后一年至12年级)教学中必须涵盖亚裔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美国中小学历史和社会学课程指导大纲标准中，已列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但其准确性和全面程度不尽人意，导致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可能出现偏差。

　　教科书作为孩童了解世界的窗口，将奠定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其一生。美国教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刘敬辉(Jack Liu)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美国孩童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启蒙的主要渠道，探究美国教科书背后的中国观。

　　中新社记者：一般来说，美国K-12学段的孩子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有哪些词汇可以代表中国？

　　刘敬辉：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美国并非主流，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了解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以加州为例，当地孩童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身边不乏华人或华裔同学的身影，因此见怪不怪。然而，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同学仅是肤色、样貌与自身不同，其他并无太大差别。

中华文化大乐园纽约夏令营在布鲁克林鸣远中文学校开营。廖攀摄

　　实际上，美国人是从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看待华人的——美国有三大少数族裔群体，非裔(Africa Americans)，墨西哥裔(Chicano或 Chicana)或拉丁裔(Latino Americans)，亚裔(Asian Americans)。这里的亚裔与我们印象中的亚洲人概念不同。在我们看来，亚裔主要由东亚群体组成，但美国把所有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印度人也涵盖在这一大概念中。

　　至于哪些词汇与中国有关，“熊猫”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至于孔子等历史名人，由于仅出现在课堂中，并非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因此不会过多关注。

　　中新社记者：美国学校提供的汉语教学或中国的历史教育能否被视为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他们从教科书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刘敬辉：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除非其父母曾去中国旅游，或他们有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教科书应是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渠道。然而，学生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仅是一部分中国文化，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了解甚少。

　　美国学生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开始接触中国早期古代文明。在美国教科书中，中华文明被列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除我们所知的四大古文明(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美国增列出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因此，美国学校并未将中国历史单拎出来细致讲解，孩子们也是将华夏文明作为古文明之一来学习记忆的。

2014年10月17日，经过美国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枝女士历时11年的不懈努力，120余件珍贵的三星堆文物和金沙文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拉开“中国失落的古文明：神秘的三星堆”展览帷幕。毛建军摄

　　中新社记者：美国课堂在介绍中华文明起源时，有哪些特点？其中对东西方历史的对照研究比重大吗？

　　刘敬辉：美国教科书以时间为线索、按主题将同时期的几大文明对比讲解。

　　例如美国教科书基于“轴心时代”学说，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作比较。“轴心时代”学说认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同时存在。

　　美国教科书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整个欧洲、甚至西方文明，奠定了各类学科发展的基础；在遥远的东方，孔子则是同时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开创儒家学派，创办私学。

　　书中还特别提到，与苏格拉底并称“希腊三贤”之一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创建了Academy(学院)，作为人们交流所学的场所，西方自此形成了辩论的艺术。而同时期中国的“稷下学宫”能与之媲美。稷下学宫现位于山东淄博，是齐宣王为各学派学者设置的辩论场所，许多已有声名、著书立说的学者在那里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航拍稷下学宫遗址。稷下学宫始建于公元前374年，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促成了天下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梁犇摄

　　这些内容鲜少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课本中，反而出现在外国的教科书中，这是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辩论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一环。

　　再如美国教材中讲到罗马时会介绍中国汉朝，将罗马鼎盛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汉朝，因为汉建立了一套不同于秦的统治思想，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也因为佛教于汉明帝时期最早传入。教材中则侧重讲丝绸之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相关知识。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美国课本上的知识能否让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足够准确、全面？若不能，不足之处有哪些？

　　刘敬辉：实际是不全面的，由于美国教材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以对比的模式教授，因此各个文明都是以断点的形式呈现。就中国历史来说，美国仅介绍了几个朝代，因此学生在学习时会遇到许多困惑。

　　与此同时，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模式往往过多以美国的政治和国家利益为中心，从西方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解读中国。

美国教科书中有关孔子讲学的内容。受访者供图

　　如美国小学课本在突出孔子的为官经历时，将其鲁国“司寇”的官职直接译成“司法部长”。在介绍儒家思想时，美国中小学课本也仅集中于孔子个人的思想成就，将儒家思想看作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只取前期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做片段化的截取讲解。

　　到了大学阶段，美国教材则将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来讲，就是儒教，英文同样写作Confucianism。这种解读实际是将西方宗教的框架体系套用于中国所得的结论。

　　在西方，包括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认为，宗教改变了欧洲，宗教带来了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也沿用宗教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是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离美国青少年距离较远，那他们是否了解在美华人的情况？除课本外，有无其他知识普及的途径？效果如何？

　　刘敬辉：目前美国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华人移民史的内容基本缺失，部分大学会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其中包含华人移民史。另外，由于教科书由各州制定，因此情况存在地域差异——在华裔人口较多的美国西部，会有更多高校设置相关课程。

美国世界史教科书封面。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一些与华人移民相关的历史文化早已浸润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书中不讲，美国人不会意识到。

　　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个英文短语实际是华人创造的。19世纪中期，一些在美修建铁路的华工略懂英语，他们将中英糅杂在一起，创造出了“Long time no see”的说法。虽然语法有错误，但这一短语自此进入英文语言体系，并成为主流。还有“tea”源自广东话里的“茶”；“silk”就是中文的“丝”，读音很相近。

　　除课本外，华裔名人也是美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的窗口。且随着近年来亚裔平权运动在美兴起，更多美国人对华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第三代华裔移民黄柳霜登上美国货币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黄柳霜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的华裔演员，实际上她也是首位批评好莱坞种族歧视、同工不同酬的女性。

美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George Rinhart 摄

　　中新社记者：目前，全美7个州的K-12教材中有关中国或华人的内容大致有多少？如何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刘敬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字显示相关内容占比，但该比例是逐渐增多的。其中一个表现是，教科书中开始出现描绘华人的插画，以前这些插画主角都是白人。而这一现象不局限于历史课本，数学书中也能看到华人父母搂着孩子学数学的插画。

　　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最佳途径是赴华留学。我曾于2008年带领美国学生去山东青岛游学，让他们跳脱出教科书里有关古代中国历史的只言片语，亲自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发展。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皮影戏艺人指导留学生练习皮影戏。谢尚国摄

　　实际上，这一教学方法的效用已在东南亚得到充分印证。菲律宾华人企业家陈永栽在培养子女接触中华文化时分三步走，第一是学华文，第二是到中国各个省份参观探访，第三是将他们送进北大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美国基础教育可以借鉴。

　　中新社记者：自小形成的对华印象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过程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初始观感在塑造下一代涉华认知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敬辉：美国青少年自大学一二年级接触通识教育，再加上阅读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赴华游学后，才会形成较为完整的对华印象。但他们的中国观却是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启蒙的。

　　中国观通常存在学生或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当外界产生事件(events)时，会激发对“事实”的认知并形成观点。这种认知和观点来源于他们曾经接触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长久的主流社会文化氛围的感知。

德国小伙托比(Tobi)“#IAmChina”(我是中国)的标签，在不同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传递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声援。视频截图

　　我主导的一个中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厘清美国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关键词，有利于了解美国青少年所学习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相关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从而掌握美国高校学生的已经逐渐形成的中国知识框架。

　　希望未来编写一本工具书，以兴趣为起始点，解密中国观背后的关键词，令美国青少年读者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塑造比较全面准确的中国观。简单来说，就是用关键词引出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完)

　　受访者简介：

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

　　刘敬辉(Jack Liu)，美国教育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为汉学、中国文明、德鲁克跨文化管理哲学。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作者：张慧（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事关自我革命整体建设的问题，是事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刮骨疗毒的胆识解决缠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壮举推进反腐败工作等，充分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自我革命重在制度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必修课，是革命者必备的素养，不断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积极的自我修复能力。全面理解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自我革命；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推进党的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涉及的社会领域范围之广，深层次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规范的制度体系为自我革命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制度支撑，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这些都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都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组织应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就是按照政治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是什么。政治责任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责任，如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它是责任中的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既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任务，又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要求，必须将政治责任摆在首位，必须首先落实好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要主动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抓住了主体责任，就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就是实实在在担当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党交给各级党组织、各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其要求是全面的、系统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党员干部应该准确把握全面理解，不折不扣承担起全部的政治责任。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

　　我们党一向主张权力与义务相统一，权利与责任相统一，有权必有责，有责必追责，如果有责不追，那么责任就形同虚设，既然我们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是理所当然的。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法律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发展改革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责任问题就有被问责的可能，问责虽然不是目的，但实践中问责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我们一定要用好问责这一利器。

　　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这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关键方面，就是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政治责任特指政治人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应承担的一种责任，包括积极的政治责任，按照政治的要求推动其实施的职责；消极的政治责任，未能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它与政治人员在政治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密切相关，政治责任本身是一个包含责任因素的概念。政治责任主要是针对现实政治而言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种规范，主要评价标准是制度的价值原则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更不能以理性主义作为政治责任的评价标准。政治责任具有相对抽象性，它不能完全由法律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治责任的评价和承担方式也不一样，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优先性，政治责任还可以追溯、连带等，任何时候政治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由于政治责任主体所从事公共权力的有限性，政治责任主体责任的有限性，以及政治责任程度的有限性决定了政治责任是有限的。政治责任的实现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党的追究，主要是指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对党政机关中由其管理的干部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二是立法机关追究，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它们有权对其选举、决定、任免的干部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三是上级追究，主要指上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对下级部门政治官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四是自我追究，是指政治官员自认为履职不力或言行违背民意等而进行的自责；五是社会追究，指社会民众对应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直接发动的追究。政治责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建设质量问题，我们一定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培育政治责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担当。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党推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法律制度问题，因此我们党要完成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的法律仍然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我们很多制度规范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

　　要坚持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法律制度根据；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只是党的若干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党章的指引下进行，才能高质量实现预期的目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民主集中制展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说明党是领导一切的。健全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关键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既规范权力又保障权利，在各种监督制度中，要突出党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其他监督密切配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治监督的目标是预防一切形式的腐败，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化政治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增强政治监督针对性、准确性、适用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处于权力的中心，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或者权力太大，容易脱离监督导致腐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重在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同时，我们还要发挥好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问题，聚焦各级党组织是否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全面准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其中重点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让政治巡视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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