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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中新网北京10月5日电题：【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记者孟湘君

　　13亿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迈入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中，“推动增长和发展的教科书级案例”——2021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如是评价。

　　回首这十年，作为全球唯一41个工业大类齐全的经济体、130多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缔造了无数传奇。

　　十年来，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引擎”。

　　新能源汽车驶向西欧和东南亚国家街头；滑雪用品、冲浪板让欧美民众欢享假日；智能手机的低音炮传遍非洲大地，全世界都离不开“Made in China”。

　　随着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完善，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和中国人一样爱上了“双11”购物节。以前发货到巴西要50天，如今最快10天，当地就能收到中国产家具、相机和针织衫。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以世界瞩目的速度恢复元气。美国《华尔街日报》举例称，从口罩、试剂盒等医疗设备，到计算机液晶屏，再到欧美上班族长期居家所需的健身器材，出口热潮，巩固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

进博集市上的伊朗工艺品吸引顾客。　汤彦俊摄

　　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多边贸易的“推进器”。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精细描绘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蓝图。2022年，中欧班列提前开行破万列，将天津的葵花籽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让厦门的呼吸机面罩远赴德国。

　　冰岛、瑞士、格鲁吉亚……十年来，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数量增加近1倍，更多国家收到了家具、玩具、机电产品等“中国礼物”；2021年，中国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运往日、韩的多类商品可享零关税，电子元器件、钢材等在新、马、泰等国，占据出口绝对优势。

　　意外成为“网红”的内陆农业县——山东菏泽曹县，凭“一己之力”默默耕耘出了千亿元级的电商产业规模。而爆火出圈的原因，是它每年出口日本、欧美100多万副棺木。

　　十年来，中国是释放商业潜力的“试验场”。

　　一边是中国企业“卖遍全球”，一边是消费者“买遍全球”。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含金量十足的“世界市场”。

　　除了走出国门买买买，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给了中国人更多选择。政策利好海外购物，进境物品进口税下调，购物渠道多样化，俄罗斯伏特加、新西兰奶粉、智利樱桃、日本化妆品……全球好物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给全球市场活力，也激发外企和全球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力。

　　随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口商品通关时长双“减负”，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世界第二；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相继设立，中国对外开放的高水平“试验田”迎来丰收。

航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新社记者张亨伟摄

　　十年来，中国成为转型智造的“排头兵”。

　　十年磨一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人攻坚克难、勇立潮头，不断自我超越。当前中国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连续7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创新质量上居首；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14位，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

　　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水下机器人、超声影像，吸引国际大客户；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植入中国人大脑；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直播带货、越洋连线，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见识越来越广。

　　彭博社注意到，中国正在出口更精密、更先进的产品，过去十年里，中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一半以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通过生产尖端产品，稳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介绍，中国制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互联网+”计划将数字技术引入传统工业、公共服务、医疗、金融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撸起袖子加油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无限活力、澎湃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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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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